○○Bunun意指「人」的意思，布農族用來自稱自己，也用來區分與自己不同的族群，根據《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指出，布農族在「第一期的移動」後，便確認了布農族分出的亞群，分別為：為isi-bukun（郡社群）、take-?banoaδ（巒社群）、take-vatan（丹社群）、take-bakha（卡社群）、take-to?do（卓社群）及takopulan（蘭社群）（移川子之藏等 1935：2，65-74）。如今已沒有布農人認同自己屬於takopulan，學者認為takopulan已被其它亞群及鄒族所同化（黃應貴 1999：3），如今布農族共分為五大亞群，依照卓社群布農人的發音分別稱為：bubukun（郡社群）、taki-banuan（巒社群）、taki-vatan（丹社群）、taki-bakha（卡社群）及taki-tudu（卓社群）。關於各社群的形成容後再行說明（見本文），至於現今布農族各社群的分佈區域若以現行行政區來劃分，引用並修正衛惠林等（1966：表II）的資料，則：郡社群分佈於南投縣信義鄉，高雄縣茂林鄉、桃源鄉、三民鄉，屏東縣瑪家鄉，台東縣延平鄉、海端鄉。巒社群分佈於南投縣信義鄉，花蓮縣富里鄉、卓溪鄉、玉里鎮、瑞穗鄉、豐濱鄉。丹社群分佈在花蓮縣萬榮鄉、秀林鄉。卡社群分佈在南投縣信義鄉。卓社群則分佈在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其中本次計畫中心的卓社群共有四個部落，位於仁愛鄉的有：qatu（過坑，今中正村，又稱卡度部落）、boqaiv（武界，今法治村）、qoqoan（曲冰，今萬豐村）；位於信義鄉的是：maqalavan（久美，今望美村）。
明治37年（1904年），部分原居住在daqdaq的卓社群布農人，因為人口過多及土地貧瘠的因素，以傳統性遷徙的理由向日本當局申請移住qatu（卡度部落）的計畫。由於qatu位處於普通行政區，並非日本政府所訂之高砂族活動範圍，但此次移住的申請，似乎可以滿足日本當局改善高砂族生活習性的政策，因此日本當局最後以改善耕作方式、建立良好衛生習慣、方便治理蕃務及減少統治經費的結論同意這個移住的申請。相對的，日本當局也要求即將移住qatu的布農族人切結下列規範：不得進入腦寮、不得行竊、戒絕獵人頭的惡習，在雙方同意的立場下，部分原居於daqdaq的卓社群布農族人於同年的春秋兩季，陸續遷往qatu，共有9戶38人移住（林澤富 1998）；明治43年（1910年），移居qatu的布農人已有18戶。當時因為qatu位於普通行政區，與鄰近漢人互動頻繁，因此qatu的布農族人漸漸地理解貨幣使用的規則及漢人的方言；另外一方面，隨著移住qatu的人口增加，日本當局也在同年召集當地兒童，教導其簡單日語及日常生活起居的規範，並同時教導當地布農族人水稻耕作及甘蔗栽培的技術，因此qatu的布農族人逐漸擁有與漢人相同的農業知識及技術，由於qatu在移住後呈現的穩定發展，也因此成為日本當局推崇的「小規模集團移住」典範，在大正4年（1915年），移住qatu的卓社群布農族人共有58戶367，之後仍有人陸陸續續由daqdaq遷往qatu（ibid.）。
○○在qatu成為「小規模集團移住」典範後，也出現了干卓萬（曲冰，今萬豐村）、武界兩個新興的部落。一方面qatu成功的例子，吻合了日本政府理蕃的理想；二方面，qatu成功的例子，也讓日本政府對其他卓社群其他小聚落的布農人抱有農業「生產力」的憧憬，因此日本政府在qatu案例的成功後，積極尋覓與qatu農耕環境相同（可耕作水稻之水田）的兩個點：武界（boqaiv）與干卓萬（kantapan）。並順勢將散居於山區的部分小聚落遷移合併於這兩個新興的大聚落中，而並非像qatu案例那麼「自主」的遷移，只是「被迫」遷移的過程中，較少出現與其他布農族社群相同的反抗事件（ibid.）。
○○昭和4年（1929年）布農族卓社群的舊部落漸漸地棄置，許多人陸續遷往過坑、干卓萬、武界，最後僅剩下acang-deingang（卓社）、hihilav及panapanan三個舊址仍有人居住，這也是「小規模集團移住」開始後所發生的必然結果（ibid.）；昭和7年（1932年），日本當局將acang-deingang（卓社）、hihilav及panapanan三個舊址內的卓社群布農族人集中於良久社（taksia），上述三舊址遂走入歷史；昭和17年（1942年），居住於良久社的布農人決大部分被遷至羅娜附近的久美（maqalavan）居住，少部分的人則移往過坑、武界及干卓萬居住，而形成今日卓社群四大部落（過坑、武界、曲冰、久美）的分佈狀態（移川子之藏等 1935；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8；林澤富 1998）。